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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胡允文:為安徽的兒童健康事業貢獻畢生精力
      發布時間:2013-06-13 閱讀:172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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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胡允文,安徽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主任醫師,教授。1952年來醫院工作。1960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,1962年參加第二屆省人代大會,1963年被選為安徽省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,1965年擔任兒科副主任, 1969年,參加安徽省衛生廳組建第一支援南也門醫療隊,1982年至1987年擔任兒科主任、教研室主任,1985年被評為為安徽省優秀教師,1992年10月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。20世紀90年代,在省內率先開展小兒鐵缺乏病的調查研究獲得省科技進步三等獎。
    戰火硝煙求學路
        胡允文是天津人,1931年4月,出生在北京一個醫生的家庭。父親是協和醫院耳鼻喉科的醫生,母親原是大家閨秀,婚后在家侍奉婆母,相夫教子。在胡允文不到半歲時,父親去美國留學,便隨母親、姐姐回到天津外公家。1934年5月,父親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學位回國,在南京中央醫院任職,全家同行。
    一九三七年,“七七”盧溝橋事變后,抗日戰爭全面爆發。南京連遭日機狂轟濫炸,時局不穩,險象叢生,許多民眾逃往內地,父親也將家人送往四川避難;母親帶著四個3到8歲的孩子,乘船溯江而上,先去四川成都。父親臨危受命,擔任中央醫院代理院長,負責全院的疏散工作,留在南京,直到任務完成。二十天后,南京淪陷。從此,全家人開始了十年流亡生涯,胡允文的童年和少年時期也就在戰亂、動蕩和清貧中度過。
    胡允文上小學比較早,1934年11月,胡允文的小弟在南京出生后,姐姐已上小學,家里還有三個孩子,母親難以照顧。那時,南京“幼稚園”不多,父母無奈把胡允文送到姐姐上學的大行宮小學一年級試讀,當時胡允文即將滿五歲。沒想到,她期終成績除了唱歌、游戲課是“中”外,其余的都是“優”、“良”,外加一個評語:“好哭”。到成都前,胡允文已經上完二年級上學期的課程。
    到四川后,時局動蕩,日機頻繁轟炸,家也數度搬遷。每當日機轟炸變本加厲時,母親都要帶孩子們到鄉下“躲警報”,孩子們也頻頻轉學。在胡允文的五年半小學生涯,一共換了五個學校。
    那時父親忙于臨床醫療教學,母親忙于操持家務,還要為全家縫衣做鞋,沒有時間輔導孩子們的學習;盡管經濟拮據,但是父母還是借貸或變賣家中物品為孩子交納學費,盡力選擇好的學校,讓孩子受良好的教育。父母師長的言傳身教,使胡允文懂得學習機會來之不易,倍加珍惜學習機會。小學五年級上學期結束,胡允文以同等學力跳級考入成都華英女中。
    1941年,胡允文上中學時,正是國土相繼淪喪,敵人步步逼近。戰局吃緊,轟炸頻繁,偌大成都已容不下學生的書桌,學校紛紛遷往鄉下,華英女中也遷到距成都九十華里的彭縣,胡允文和姐姐開始住校,離開了父母呵護的生活。由于離家路遠,每學期只能回家一次。
    當時學校雖然條件簡陋,但老師們教學依然認真,一絲不茍。幾年中,學校還來了一批北京的“流亡學生”老師,她們除了教專業課外,還教學生唱抗日救亡歌曲,像《松花江上》、《到敵人后方去》等激昂的旋律。他們還和學生同臺演出進步話劇《日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家》、《北京人》等。滇緬公路危急時,學校許多同學要求參軍,這是胡允文受到最早也最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。、
     
    立志學醫也艱辛
    1945年日本投降,胡允文欣喜萬分,開始做著大學夢。在成都,父親在中央大學醫學院工作,全家一度住在學校的教授宿舍中。每天看到父親的教授同事們和學生們腋下夾著大本的書匆匆來去,耳中常常聽到醫生們治病救人的故事,認定醫生是個神圣的職業。自己家族中又有父親、姑母、堂兄多人是醫生,耳濡目染,就下定了學醫的目標。
    1947年高中畢業,連續報考了兩個學校都被錄取,其中的金陵女子大學醫預科可以升學國內醫學最高學府-協和醫學院。正在做協和夢時,胡允文被查出患了肺結核必需休學休養。1948年夏,肺結核基本痊愈,胡允文又考進了中央大學醫學院,第一志愿依然是醫本科。第一年的基礎課老師都是英語講授,既教專業知識,又鍛煉了外語。但是,不幸又來臨?赡苁且驗閷W習緊張生活艱苦,學期結束時,胡允文肺結核復發了,不得不再次休學。一年后,復查肺結核病灶基本穩定,就又報考了北京醫學院被錄取。正當準備復學時,胡允文的姑母,北京協和的放射科專家,她看到她的X光片,要求胡允文再休息一年,父母幫她辦了北醫的保留學籍手續。
    1951年夏,胡允文終于通過了醫生的檢查,父母擔心她的健康,沒讓她去北京醫學院,而是以大學一年級成績申請轉學進入上醫重讀一年級。離開學校生活多年,胡允文只默默地埋頭學習,認真地對待每一門功課,學解剖課時,為了克服對尸體標本的恐懼,訓練膽量,她晚上單身一人跑到解剖室,從每一具標本旁邊走過,時時掀開罩布,對標本說上幾句話;學組胚學時,認真畫圖,努力搞清人體組織結構;學病理時,爭取參加臨床病理解剖檢查,現場觀察疾病的大體變化;甚至連微積分課,也認真記憶公式、弄懂道理;至今還有同學為胡允文對微積分有興趣而感到不解。但是胡允文這樣做,不但為今后專業打下堅實基礎,還對培養人的思維方式和學習毅力有好處。
    三年級下學期,全班分為內、兒兩班,胡允文選擇了兒科班。進入臨床課后,和病人更加接近了。從老師對待病人的態度中,胡允文懂得了不單在病人身上看到疾病表現,更要看到疾病對病人造成的軀體和精神傷害。上內分泌課時,一位示教的病人是垂體性侏儒,雖然已經是大學生,但個子像七八歲的孩子,由于疾病,他習慣于接受正常人憐憫的眼光。但老師尊重他,語言動作處處注意不要傷害他的自尊。胡允文很感動,從此敦促自己要尊重病人,愛護病人。
    在實習期間,胡允文開始感到肩上擔子沉甸甸的。實習醫生必須參加科室的病例討論,主管者首先在會上對病例進行分析發表意見,同學參與,最后由老師進行指導。使她懂得如何理論聯系實際,學習分析問題的思路,即使自己錯了也能從中獲益。有一件事,胡允文一直記憶深刻,一次,老師提問,她答不出來,說記在筆記本上了。老師指指頭嚴肅地說,要記在這里!這種學習方式在今天看來,似乎過于嚴酷,但對于培養學生嚴格、嚴謹、嚴肅一絲不茍的學習態度是十分必要的。
     
    中秋離家上征途
    那個時代的青年,服從組織分配,到艱苦地方去,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,是共同的志愿。1952年,胡允文被分配到安徽醫學院,父母沒有半點不同意,鄰居對母親說:安徽苦啊,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!母親只是笑笑(隨后兩個弟弟畢業先后分配到遙遠的西安和沈陽的國防工廠,父母也是同樣對待)。分配到外地的同學是同一天出發,那天正是中秋節前一天。同學分別乘船和火車離開,留在上海的同學到車站碼頭相送,行前唱著蘇聯歌曲《共青團員之歌》和《走向生活》。
    到了醫學院,胡允文和董聿明、蘇寶瑜三人一起被分配到附院兒科。安醫兒科的創建者老主任陳卓人教授熱情地接待他們。那時兒科醫師不多,只有七位,連戴葆源護士長在內,護士十二、三人,兩位工人,床位近四十張。
    上班伊始,雖然有上級醫師帶領,但更多的事需要自己獨立思考做出決定,遇事要更加仔細認真,不敢絲毫懈怠。為了和家長及病兒溝通,尤其是農村的大爺大媽,胡允文他們還學習當地方言,學說合肥話,把患者家屬與醫生的距離拉近了,能更好地配合我們的治療。一次在郵電局寄信,胡允文遇一位母親,她說自己女兒曾患急性腎炎高血壓腦病,是胡允文給搶救過來,現在已經參軍了。胡允文心里很自豪,也很有成就感。當然,也有被誤解的時候,一位家長帶孩子來看病,胡允文初步診斷是上呼吸道感染,給了相應處理;第二天病兒又來了,仍然發燒,經過檢查,胡允文向家長解釋診斷不錯,只是疾病恢復有個過程,要逐步好轉。誰知患者家長大怒,問她會不會看病,是不是醫生?但胡允文只能好言相勸,心里充滿了委屈,病人走后,她流淚了。沒想到大約十年后,正是文革中,胡允文在急診室值夜班,一位家長帶小孩來就診,她站在我面前看著我,突然說,上次我態度不好,對不起你。胡允文看了看病歷上的名字,想起十年前的事,心里很感動,回答說事情已經去,孩子都長大了,不用再提了。這件事也令胡允文十分感慨:醫患之間彼此理解也是需要有個過程,要正確處理醫患關系是一門學問,對醫生來說,高超技術和良好的服務態度十分關鍵。
    在胡允文看來,醫師是臨床工作者,就是要親臨“病床”,不離開病人,時刻關心著病人、了解病人。不但八小時上班時間如此,根據需要晚間還常常去病房看望孩子。1960年,胡允文任兒科總住院醫師,除了吃飯睡覺,都在病房;每天晚上要到黃中主任家去匯報病兒病情,聽取指導。整個病房病兒的病情爛熟于心,處理也就得心應手。
    學前輩教書育人
    臨床病例千姿百態,患兒病情瞬息萬變。只依靠教科書上學來的知識,遠遠不夠解決問題需要。那時圖書館里的參考資料很少,專業雜志也不多。從圖書館里借不到的書,胡允文夫妻倆從菲薄的工資收入中自己訂閱,包括外文的兒科專業雜志。工作繁忙時盡量利用晚間休息,炎夏嚴冬也不例外。改革開放后,對外交流增加,外出學習的機會多起來,經常有國內外專家來講學,胡允文抓住機會學習。遇到需要她當翻譯時,直接面對專家請教。
    事業需要延續,需要后繼有人。來到醫院工作后,教學是主要任務之一,胡允文也責無旁貸地成了教師,擔當起了做老師的責任。
    為傳授好醫學知識,胡允文認真讀教材、寫教案、準備實例,甚至黑板上板書排列也要花一番心思。對教材上自己不明白或不甚確切的內容,事先查閱資料,作好答案。講授中結合臨床實例,不照本宣科,目的是讓學生聽得懂,看得清,吸收快,記得牢。在她擔任教研室主任期間,堅持年輕老師上課前,教研室主持集體備課,以老帶新,兒科教學連年受到學校的表揚。
    胡允文接觸最早的學生是實習醫生。實習是進入臨床最后的準備階段,也是理論結合實際的階段。帶實習需要業務、技術、和心理準備。因此,胡允文要求自己掌握教材又不限于教材,技術上要熟練操作,規范要求,從手把手到放手;心理上要耐心對待,切忌聽之任之或缺乏耐心而取而代之。胡允文深知,嚴師不一定出高徒,但高徒必然出自嚴師。除業務學習外,她更要注重學生的醫德培養,要求學生關心病人,愛護病人,在病床前要嚴肅,尊重病人。正是胡允文她們嚴格的教學,兒科臨床教學一直得到好評。
    曾有醫生說,選擇當兒科醫生就是在聽過胡允文的課后決定的。這應當是對她當老師所做努力的最好褒獎了。胡允文到過全國許多地方,遇到許多安醫的學生,胡允文說,當他們叫她“胡老師”時,她總是十分感動,有要流淚的感覺,覺得老師真是個崇高的稱號。
    不畏艱苦下農村
    退休前在安醫工作40年,胡允文有好幾年是在農村和第三世界國家度過。
    1958年,全國大搞血防,安徽也一樣。安醫也派了許多臨床和基礎教師下鄉。胡允文和解剖教研室的老師一起被分到桐城縣,每人負責半個縣區鄉血防組的技術指導工作。當時,血防工作推廣短程療法,這種治療療程短節約時間,但副作用較大,按規定療程結束要留站觀察三天,防止嚴重反應發生。一位女病人,兩日療法結束次日就私自跑回家,在家發生抽搐,家人來要求出診。胡允文一聽大驚,知道是最嚴重的銻劑反應“阿-斯綜合癥”。她帶著一位護士急速趕到她家,心臟聽診是嚴重心律紊亂,二聯律、三聯律、心動過速、心動過緩、心跳暫停等交替出現。按規定方案治療后,病人情況逐漸好轉,到第二天,心律基本正常,隨后需要藥物繼續維持和觀察一周,才能停藥。胡允文讓護士先回去,自己留下繼續觀察。到第七天,正準備停藥時,病人心律紊亂再現,治療又從頭開始。如此,兩周時間才將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。
    1965年夏,胡允文被派往省四清工作安醫分團醫療隊去貴池,在那里工作了一年。全隊有內、外、骨,兒、中醫科醫生,四位內外婦科護士和一位后勤人員,儼然一個小型衛生所的配備,主要任務是收治病人和巡回醫療。隊里的醫生都各有全科專長,巡回出診過河爬山,一次出診跑幾十里路都是家常便飯。
    1969年,胡允文等26人被選派為安徽省衛生廳第一支中國援南也門醫療隊,歷時兩年半。初到當地,只有一個醫院的空殼,一切設備儀器都靠國內運來,隊員用雙手白手起家、從無到有地創建了亞丁“人民醫院”。開診之日,看病的群眾紛至沓來,絕大多數是貧苦百姓。她們從早上八點上班,看病直到下午三、四點左右結束,才回宿舍吃午飯,看到群眾渴望健康的眼神,沒有人叫苦叫累。醫療隊員們努力克服人員少、工作量大、醫療設備相對不足、語言障礙、習俗不同的困難,竭盡全力做好工作,搶救了許多病人,施行了多例重大手術、還不定期下鄉為農村貧苦群眾送去溫暖。
    由于殖民主義統治的結果,南也門當時沒有自己的大學或醫學院,學醫要出國留學,醫療隊決定為當地培養初、中級醫護人員,大家克服語言困難,講課、帶示教,帶手術,培養出兩批當地“赤腳醫生”。胡允文被隊里指定為帶教老師,帶著學生在各科輪轉,學習專業知識,努力用阿拉伯語和英語講解,讓學員能聽懂學會。這些學員回到家鄉,大多能為鄉親解決常見病多發病的基本防治。在南也門工作期間,胡允文的父親因病重去世,她在一個月后才知道噩耗。父親在臨別時給她留言:“黨派支援南也門,努力學習白求恩”,想到父親生前為醫療衛生事業獻身的事跡,胡允文懂得只有做好援外工作,才是對父親最好的紀念。
    走上科室管理崗位
    1965年在貴池四清醫療隊期間,胡允文收到醫院任命信,任命她為兒科副主任,但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,主任被取消,她經常笑稱自己是:“未上任就靠邊站”了。文革十年中,胡允文一直是醫師身份做臨床工作,在“醫護一條龍”制度下,醫生無論年資高低,一樣分管著七八個病人。但她對業務沒有放棄,時常有年輕醫師來找她幫助他們處理病人,她總是欣然前往,因為這關系著孩子的生命。
    直到文革結束,撥亂反正,1977年胡允文又重新恢復副主任職務,正式走上管理崗位。十年間,醫療秩序和制度都遭到嚴重破壞,一切都要重新開始。身為科室領導,胡允文承擔起主任職責,致力于恢復和整頓。通過全科同志的努力,科室的學習、醫療、教學、科研工作漸漸走上正軌。在科里,全科醫生分了專業組,做到各有所長,一專多能,大家都能集中精力提高自己專長,整個科室的專業水平也隨著提高;同時科室派出專業醫生出外進修,學習專業知識,縮短安徽和全國的距離,更快地追趕先進兒科水平。她還鼓勵科室成員學習外語,以便更好地學習外國先進經驗。
    老樹夕陽也有情
    胡允文的老伴冷志勤是中國醫科大學1955屆畢業,分配到條件優越的上海醫學院兒科醫院工作。他們在1961年初結婚;榍八齻兩塘亢,胡允文留在安醫,老伴離開上海到安徽醫學院來,一起為安徽的兒科事業努力。1989年,安徽省立兒童醫院建院過程中,衛生廳提出調冷志勤去任首任院長,當時他正在省立醫院任兒科主任。胡允文夫婦一致認為:人們盼望安徽有兒童專業醫院已經多年,自己是兒科醫生,不管條件如何,都應該責無旁貸地承擔下來。她支持老伴艱苦創業從頭起步,讓醫院工作逐步走上正軌。
    時間飛快地過去。1992年,胡允文先后從科室主任和教研室主任崗位上退下來,到1996年6月正式退休了,退休后科室安排她繼續做一些教學查房和門診工作,以后又看了較長時間的“兒科疑難病門診”。2009年胡允文從工作了五十三年的崗位上徹底退了下來。
    退休后,胡允文夫妻有更多時間做過去想做而未做的事情,除了少量的醫療工作外,他們應約撰寫一些專業兒科文稿、寫了《讓孩子遠離傷害》及另外幾本兒科科普書籍,有時相互切磋感興趣的專業問題。胡允文還學習鋼琴、外語、電腦和繪畫,圓兒時和年輕時的夢。她們多次去國內外旅游,去過西歐、俄羅斯,去過大連、海南,北京、沈陽、上海世博會等,幾度參加老同學聚會,在網上和千里之外的親友老同學見面談心,傳遞郵件,感受網絡給人帶來的快樂。
    回首往事,感慨頻頻。采訪中,胡允文教授說,我們這代人經歷太多:戰亂、清貧、疾病、無休止的“運動”、折騰不斷,既浪費了寶貴的青春,但又磨練了人的意志,現在看來也未必不是一筆不可多得的財富。八十年的人生旅程,有坎坷也有坦途,有艱辛也有欣慰,有奉獻也有收獲,總而言之,我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。此生能做成一件事:為兒童健康貢獻自己的畢生精力,是一種幸福。對于未來,我們無所祈求,但愿孩子們都能在自由、平等、健康、幸福的環境中茁壯成長起來。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此文根據胡允文教授提供的文字修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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